组图：老照片揭秘九十年代红灯区妓女惨痛生活
这组图集是已故摄影师赵铁林在上世纪90年代在海南拍摄的性工作者生活状态。赵铁林拍了十几年“小姐”，他称她们为“女孩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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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实摄影是残酷的艺术，也需要摄影师身在其中做个冷眼旁观的人，赵铁林就是这样一位国内纪实摄影师!有人对赵铁林的照片也有过争议，有的说他伤害了这些姑娘，也有的说他真实地表现了低层的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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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照片几乎全是黑白照。他喜欢黑色，甚至在名片上，他也给自己的名字加了一个黑框。因为他说自己命大，五楼上掉下来没摔死，掉到海里没淹死，被人家打没打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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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用摄影镜头真实记录下的这些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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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或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内，或站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涉外酒店的门口，或在一个城市通常心照不宣的某个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，把希望交给民工、盲流、老外和暴发户的女孩子们，顺着他的照片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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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以来，赵铁林前前后后拍摄了100多个“小姐”，进入深入拍摄的差不多有30多人，进入主题拍摄的也有10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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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这10多人，从年龄上、从她们成长的环境上、以及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，但她们都有一个共性——就是她们的生活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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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铁林认为，这群女孩之所以沦落在社会的边缘，包含三方面原因：第一个是教育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些孩子大多数接受教育不充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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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个，她们的生活相对来说都比较贫困;她们流落到城市里面，都想赶快致富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，那么她们采取的手段是非正常的。
小姐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村。农村劳动力过剩，流入城里。吃不了苦，只能吃青春饭。因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在判断力上她们把当小姐这条路看作是原始积累，想做几年就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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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想走捷径的心理像传染病一样;再加上回家穿金戴银，被人羡慕，然后就一个带二个，二个带三个的出来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今农村的道德崩坏，母亲也不管，想反正是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。
“小姐”这个行业绝对是暴利，能达到500%的利润率，诱惑太大了，所以做几年就收手的，几乎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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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铁林说，退出来她们能干吗?现在下岗的、失业的都照顾不过来。回农村?凭什么你们待在城里，她们就该回去种地?!小姐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，不是说靠自己自觉退出，或公安部门年年严打那么一次。严打永远只是制标不制本。
在1950年的时候，国家说要杜绝娼妓，那真是杜绝了，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，全部抓进去由女教导员教授，学会以后出来全部安排工作。罚钱，检查身体，坐牢，然后放出来。放出来以后还是没工作，又回到老路上去。现在全国都在探讨劳动力的走向，想解决太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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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对待小姐的问题首先应该把其当成一种正常的社会现金现象。这是社会经济、社会结构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。恩格斯说过，卖淫嫖娼是维持一夫一妻的补充，而且是必要的补充。
她们所有的人在我接触过的都是有羞耻心的，只是在饥饿感面前羞耻心的地位就降低了。我和她们经济上是平等的，就是一个照相的，像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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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她们拍照是收钱的20、50元不等。她们认为我拍的时候她们就算知道会登，我们是要签合同的。因为她们相信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扭曲她们。
她们认为只要如实报道，就可以。不是不介意报道，而是怎么报道。在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对生活是非常不成熟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天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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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，阿V进入了赵铁林的镜头。当赵铁林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回来的时候，阿V同意让赵铁林为她拍摄系列照片。赵铁林知道，一个姑娘的故事会从他的镜头里传播出去，而阿V的想法是，通过发表照片很快出名，甚至会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，自己变成女主角……
除了阿V，前后四年间，共有100多个人进入赵铁林的镜头，除了坐台小姐，还有城市边缘的渔民、农夫、失学儿童、流浪汉、外来拾荒者、驼背摆渡人……他们都和赵铁林一样，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被压在最底层。在城市里，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。从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将视角伸入他们的生活中，并且持续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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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3月，《聚焦生存——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》出版，在这本书中，赵铁林整理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坐台小姐。他也从此被媒体扣上了“专拍小姐的摄影师”的帽子。
“阿V的故事”成为了书中的重要一章，阿V从背后环抱男友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成封面照片。照片里，阿V的眼神没有丝毫弱势群体面对镜头的恐惧，有的是与全书基调一起弥漫开来的迷茫而无助。
但阿V没有就此成名，没有人把她的故事写成剧本或者搬上银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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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谈到“小姐”结局的时候，赵铁林说有一些被老板花17万包到北京来，在语言学校上学，后来移民到澳大利亚，有的开了店，有的结了婚，有的送孩子上了学。
大多数小姐通过原始积累，使生活上到了一个层次，她认为划得来。第一，我从一个穷乡僻壤看到了高楼大厦，我从一身破衣服穿到了好衣服，我能够和一些体面的男人在一块过生活，而且我还能得一笔钱。有了钱我可以做生意，很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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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摄影师，不少小姐认为摄影师比她们还可怜。1998年3月，十六岁的贵州姑娘阿V和男友来到海南。在坐台小姐云集的十庙村，他遇到了一个拿着相机的中年男人。
这就是赵铁林。1994年，他在海南海口和河南郑州开设的两家公司相继倒闭，转眼间，那个由客户、银行、合伙人构成的生活空间土崩瓦解，他从一个商人沦为一个彻底的穷人。
与此同时，海南经济经历了迅速的暴起暴落，许多人的海南梦像泡沫一样破碎，这同样殃及到一大批沦落“风尘”的女子——本指望着趁着年轻来海南捞一票的姑娘们。
赵铁林以8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，这是八间相连出租房中的一间。十六七个邻居中，大半是坐台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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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铁林拿起相机，开始了拍摄生涯，最初的方式就是走街串巷地给人拍照，10元一张。而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里，这个消费群体最多的就是他的邻居——居住在周围的坐台小姐们。有时，她们还会花费心思地化好妆，让赵铁林到海边去为她们拍“艺术照”。
长期生活在其中，让赵铁林对这个生存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他开始以这些姑娘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。为了更深入接触拍摄对象，赵铁林从最初的收费拍照变成了 “付费拍照”——他经常掏钱请这些姑娘们吃饭，帮她们解决各种问题。他从不忌讳摆拍，只要姑娘们愿意，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出入他的镜头。每次拍摄，他总要详细讲清楚自己的目的，如果拍系列照片，他还要让对方在拍摄书上签字。
在姑娘们的眼里，赵铁林这样的落魄记者不过是个体面点的乞食者，在一定程度上，甚至比她们更弱势，与她们用青春换饭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